儒林外史是怎样描写严贡生的?他有哪些故事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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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一个不知善行美德为何物的、狭邪刁钻的恶棍,卑劣的利己主义者。他得了一种病:损人利己偏执狂,对行恶有一种不知疲倦的陶醉。

  真正贪婪悭吝的是他,不是他兄弟。且莫说,他对乃弟的诸多刻毒,对弟媳的豪夺,就连他送儿子迎亲时,都不肯出公平价雇吹打的,弄得只有“两个吹打手赶来,一个吹箫,一个打鼓,在厅上滴滴打打的,总不成个腔调。两边听的人笑个不住。”常规是高兴使人慷慨,他在喜庆的日子犹自小气到斯文扫地的地步,平素就更可想而知。他的悭吝对外不对里,他决不让自己吃亏。在他弟弟眼里,他是自家吃穷了自己。到了寸土也无时,还要上顿五斤肉,“白煮的稀烂”,“下顿又在门口赊鱼”。尽管他专靠撒谎、撞骗度日,但他活得痛快,因为他是个“恶人”。

  他的恶,是有些力度的。他所秉有的恶行邪力、放刁的技巧,足以使乡民畏惧、族人恐惧。但他头上还有“法”,我们从小说中看到的他唯一的业绩就是成功地敲诈了船家,白坐了一趟船。法律也如蜘蛛网,大蝇子能飞过去,像他这样的小蝇子更多的是要在网上嗡嗡碰撞。作者也写出了他吞并二房家财失败的原因是偶然的,假若知县不是妾生,知府正好没妾,他也就得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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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理所当然的有伪态。但伪装得十分坦率,因为他粗暴。他需要什么,就毫不迟疑地用所需之物来装潢自己。“公而忘私、国而忘家”的堂皇之词却恰是他掩饰对亡弟冷若冰霜的托词。他标榜自己的清廉,为了在张、范举人面前显示自己的乡绅风度。他随时、随意标榜自己与他知道的、需要巴结的官僚都“相与”。最无耻的是“借”势力,“借了一副‘巢县正堂’的金字牌,一副‘肃静’、‘回避’的白粉牌,四根门枪”,去抖威风,“吓得船家十分畏惧”。果然有成效,这威风和畏惧再加上那老到的讹诈艺术,使他免费坐船,还白骂了一顿人。他是“口借圣言而躬恶行” 的典范。他不是上了什么学说的当,而是他败坏了儒学的名声。他脑子中什么都没有,只有作恶的情欲和赤裸的利益。在他看来,正是这两样东西牵引着社会,别的都是虚文。他没有这样说过,却是这样做的。需要充善人时,他像老牌戏子一样知道自己在“做戏”。他像惯匪一样知道自己在撞骗。要说混帐,那也是他的“生活原则”混帐,他本人是既不幼稚,也不糊涂的。

  他有一种卓识,不放过任何机会。对比他身份低的人,他是一副满不在乎的冷态,睥睨一切的傲慢的尊神。宗法制是他的武器,要想制约他时,对不起,等于零。“祖茔葬不得,要另寻地”,这句恶毒的横话是把刀,把他身上的人性和同情心齐根割断了。“恻隐之心人皆有之”的圣训,在这里出现了响当当的例外。而且要埋的是他的亲兄弟,兄弟受了他一辈子气,临死前还敬奉了他白银二百两,新缎衣两套。到了这种程度的恶行,便不再受任何约束,也不再留什么余地。他像一头野牛一样,在别人的情感和幸与不幸的天地横冲直闯,当者披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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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说高老头对女儿的感情、葛朗台对金钱的态度是种畸形的情欲的话,那作恶行欺也是严贡生生命中的原发情欲。这份情欲在作者的“不溢恶”的婉讽中获得一种诗意。艺术就是一道铁栅,将恶狼圈进去,它消除了恐怖,而保存了兴趣。严贡生已不再是一个人,而是一股邪气,一种瘟疫。

  这瘟疫是有土壤、有氛围的。他强占了老二的正房,二王却与他“之乎者也了一顿”,就作别去出席“作文会”去了。族亲家规对这头野牛失去效力。孔孟之书、周公之礼,当他不需要时,对他也就不存在了,也就不是什么至圣贤师的经典、天地之大法了。这种瘟疫的存在和横行说明那个世界出了问题。他还嫌不能如鱼得水,还气势汹汹地“要正名分”!因为他是老大,“正名分”可以成为他兴讼的理由、胜讼的依据,于是,他就搬用圣人“正名”法则。在他来说,需要就是真理,残忍就是公道。

  他心如铁石,没有悔悟,更没有悔恨。他利用一切,又蹂躏一切,正像他弟弟是自虐病患者一样,他是个虐他狂。他出场的时候几乎都是坑害人的时侯,直至在怨愤之中退出舞台,他给自己戴上了恶棍的桂冠。

  作者雕塑这只兽像时,没有夸张。因为用不着夸张,他本身的恶行已有了足够的份量。他给自己的外表镀金又同时给金色撒尿,这种行为本身构成了内在的矛盾,从而把自己送上讽刺的靶垛。作品全用“隐身叙述”、如实描写,让他自己走出来,举手投足,进行表演,把自己钉在耻辱柱上。作者又巧妙自然地让“叙述代理人”插入旁白,点破其伪装。小厮在他吹嘘自己“不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”时出现;王小二与黄梦统控告他圈占人家之猪、敲诈作虚契之利,又让他自己供认“两件事都是实的”; 他吹嘘汤知县独与他相契,可汤知县给他的判词是“忝列衣冠” “其实可恶”! 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腿,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戏剧性、更有讽刺力量?而且用的是简略的手法,汰除了平庸作家可能要渲染的过程。简洁产生含蓄,含蓄能增强真实感,也增添令人回味的魅力。举个微不足道的细节。严贡生坐船前立契到高要县付船钱,但到他“发病闹船家”,船家眼睁睁看着他扬长而去时,一直没有提船钱的事,要的是喜钱、酒钱,让读者想想才明白了,他赖掉的是十二两船资。几个大子儿都可打发过去的酒钱、喜钱在这里是次要的。这种故意隐去与前面说的旁白揭露当场出彩,相得益彰,绘出一副含蓄的机智的漫画。

  作者对这恶棍的憎恶、谴责不是溢于言表,不是幼稚地直接出面唾骂,那反而减免了谴责的力度。他既不夸张,也不人为地涂黑,只是陈述了一段事实。情绪高潮出现在读者胸中,让读者在阅读中自己完成对这类瘟疫的诅咒。作者有时不免多用上几句恶谑和调侃,写他发病时用了极粗俗的词汇,“将肚子揉着,放了两个大屁,登时好了”。这如同莺脰湖大会添上一个“杨执中的蠢儿杨老六”、“共合九人之数”一样,杨老六是一个示意性的指示符号,揭明了那八位名士的不伦不类。这里,“两个大屁”这样粗俗的用语,不仅是一个语符,而且是形象的召唤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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